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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纵览(《教育学术月刊》09年第3期)
发布日期:2022-04-20

摘 要: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是举国大考,在人们心目中,不仅要公正公平,而且总是祈盼它完美无缺。高考的完善,虽然有来自各方的强大拥护和支持,但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或影响,有诸多两难问题,处对立统一之中。高考的改革,要循序渐进,逐臻完善。

关键词:高考改革;两难;兼顾;公平公正

作者简介:汪金元,男,上饶市招考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副教授(江西上饶 334000);汪龙,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2006级(一)班学生(北京 100070)。

我国每年举行的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简称高考),世人瞩目,是举国大考,上连民族命运、国家前途,下系莘莘学子、寻常百姓。如今,我国高考,不仅具有教育功能,而且,实事上还兼有了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融合民族团结等巨大的社会功能。多少年来,高考在人们心目中,不仅要公正公平,而且总是祈盼它发挥出更大功效,完美无缺。然而,高考终究是招生考试,其本质也就是一种为国选材、为高校输送人才的测试手段和途径。高考的完善,虽然有来自各方的强大拥护和支持,但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或影响,有诸多的两难问题。

一、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

考试公平的含义是强调根据考生的成绩公平录取,区域公平强调通过区域配额来调控各地之间录取人数的悬殊差异。 从历史的继承性和高考的政治功能来看,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云集,教育发展不平衡,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完善地统一,有存在的价值。中国是考试的故乡,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为推崇公平,我国自隋朝以来就创立实施并发展了一种选拔文官的严密的科举考试,长达 1300多年历史,堪称中国的“第五大发明”。[1]古代的科举与当今的高考在选才的手段、方法上有承袭渊源。隋朝605年,进士科创立,科举制诞生,唐朝后期已经出现了按行政区域分配解额的现象,解额,即选送参加考试的名额。北宋中叶的欧阳修主张“凭才取人”与司马光主张“逐路取人”之争、“经义取人”与“诗赋取人”之争,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血腥的“南北榜事件”、明宣德二年(1427年)形成“ 南北卷制度”,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分省定额取中制度”,等等,都是解决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矛盾历史上的做法。新中国的高考统考,1952年创立,1966~1976年停止,1977年恢复至今,全国统一时间、全国统一命题(2004年开始发展分省自主命题)、分省阅卷、分省划定录取分数线、分省定额录取,一直是占主导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高考,从诞生实施到如今,越来越从考试公平发展成为区域公平。坚持区域公平,无疑也是维护考试公平的重要举措。 但从多年来的现实情况看,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突出。区域公平内的“倾斜的高考分数线”、“不公平的高考招生指标分配”所滋生的不公平现象日益凸显出来,而且越来越严重。全国各省高考录取分数线悬殊甚大,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的高考录取线较低,是“最刺眼的不公正”,[2]也成为教育的最大不公平,使新时期倡导的“教育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公平理念,在现实当中显得有点乏力。2004年开始,我国高考逐步实行分省命题,虽然分数线及高考成绩难以横向定性比较,但原有的高考招生指标分配不公平,又多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1999年3月的“两会”上,武汉大学万湘鄂教授提交了《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建议》的提案指出,湖南、湖北等省的分数线要高出经济发达省市(包括北京)近180分,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和不满。2000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姚守拙教授提交了《高考招生应该全国范围内按分数高低统一录取》的提案。2001年,出现了青岛市三考生状告教育部侵犯其平等受教育权的案例。2005年以来至今的“两会”,有委员和代表更多的是提交反映和热议高校指标如何公平分配问题。“分数线是可以倾斜的,但要向少数民族、国家级贫困县、西部地区等,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目前分数线倾斜却倒向了大城市、文化发达地区等,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逆倾斜”。[3] 我们认为,至少是全国985高校、211工程大学,举全国之力建设的重点大学,分省定额招生计划,一定要有一个科学、较为合理、公开透明的分配计算方法,人口数、考生数、平等原则、补偿原则、优待原则等各种要素,均要予以全面综合平衡。这才是真正体现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项特别重要的民生工程。 其实,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矛盾,总是涉及到与政治方面的关系问题。考试公平往往是一种理想、理论或原则,区域公平则是一种政策或手段。“古今900余年来关于这一两难问题的讨论观点如出一辙,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和完美的解决之道,只能在兼顾两端的情况下求得相对的平衡”。[4]

二、高考导向与素质教育

高考是一种为高校筛选人的测试手段和途径,其突出甄别和选拔的功能;素质教育是育人的整个教育过程,其突出全面培养和全面发展的功能。高考与素质教育关系互为推动促进、融为一体。高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检测素质教育成果,有指挥棒作用,素质教育亦推进高考深化改革。两者本质属性的一致性,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不仅是教育行为,也是政府行为。两者目标作用的一致性。其宗旨均是追求高素质的人才,为了高素质的人才培养和选拔。两者触角视域的一致性,均具有桥梁、联接、秉承作用,高考联接、秉承中学与大学,素质教育联接、秉承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教育。[5] 但高考与素质教育矛盾表现:高考所衍生出的应试教育功利观与素质教育倡导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发生冲突和对立。应试教育功利观所带来的不良教育现象,即“高考综合症”。有的中学为了对付高考,忽视了素质教育,“以高考为轴心在运转”,对素质教育敷衍塞责,片面追求升学率,加重学生负担,高考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重智育,轻德育,重知识,轻能力,重书本,轻实践,重分数,轻能力,不按新课程要求开齐课程,采取灌输挤压的方法,压抑学生个性发展和求异思维,学生成为附庸的应考机器,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始终从属、被动。而高考科目设置,难以覆盖素质教育的全部学科,如,德育、体育、美育、劳动实践,等等。高考始终坚持以文化考试为主,难以全面实现素质教育倡导的“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目标。素质教育影响高考,高考又牵制素质教育。合理科学设置高考考试科目,知识、能力与素质并重考核,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有利有弊。

30周年前,邓小平高瞻远瞩,于1978年4月22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指出:“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要认真研究、实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对于没有考好的学生,要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高考从诞生,恢复,完善发展至今,具有强大的正向功能,如: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促教、促学、育人选人、繁荣经济等各种政治、教育、文化、经济、军事(军校和国防生招生)等功能。但是,高考也受本身考试结构性的矛盾、测评条件和测评功能局限,常引发人们对其科学性的怀疑,甚至遭人诟病,也在所难免。目前高考存在的主要问题,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认为主要有:“首先,高考给考生和家长带来很大精神压力。据调查,58.6%的考生在高考之前曾经焦虑或失眠,而70.8%的考生家长在孩子高考时感到焦虑,其中20%的考生家长感到非常焦虑。其次,高考成为‘指挥棒’,影响素质教育的推进。在我国,高考对基础教育具有引导和评价作用。由于高考和录取相联系,其权威性不断强化,渐渐成为评价教育结果的唯一尺度,不利于素质教育的真正落实。再次,考试标准单一,不利于人才优化选拔。一是考试标准单一,一张试卷既考研究性大学的精英,又考接受职业教育的高技能劳动者,使层次、类型各异的高校无法根据自己的定位和需要选拔人才;二是录取标准单一,高考分数成为录取的唯一标准,忽视了学生的平时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品行修养、综合素质评价。”[6]然而,高考的公正公平性,举世公认。“站在批判考试弊端的立场上,全盘否定现有考试制度的长处,这无疑于英国产业革命初期毁坏机器的运动。文明所带来的弊害不是通过文明来消除,而应是更好地利用文明。”[7]在没有找到更佳的选才方法前,我们不应贸然否定和抛弃而应坚守和健全现有的相对最科学、合理与公平的高考制度。

三、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 高考是一种竞争性的选拔考试,即:以选拔为宗旨,以考试为手段,以分数为标准,把众多的考生分层、以供不同层次、类别大学遴选录取。高考如果没有难度,则没有区分度,也没有效度和信度,更维护不了公正公平。有了难度,又减轻不了考生负担。有的人认为,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转型,高考招生指标增多,怎么考生没有减轻负担?殊不知,每一个考生都在为能上大学、争取上好大学而拼搏。上了好大学,还要争取录取好专业。减少考试科目与降低考试难度,表面上看是一个良方,其实均无济于事。因为,只要是竞争选拔性考试,其性质就决定考试难度与考生负担永远客观存在。“就像体育竞赛中,专跑一万米或专跑一百米的运动员,与五项全能或十项全能的运动员,平时训练的辛苦程度与实际竞赛时的激烈程度基本上没有多少差别”。高考的难度与考生的负担,就像孪生的兄弟,难舍情缘。

四、公平与效率 公平,即公正、平等之意。效率,《辞海》释义为:泛指日常工作中所消耗的工作量与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的比率。效率通常也指资源配置效率。有关高考改革的效率也有两种,一是指人才选拔方面的效率,即如何提高考试的信度、效度和区分度,最准确的测验出应试者的实际水平,将优秀者选拔出来供高等学校挑选;二是指如何使考试本身做到高效、经济,能够使考试简便易行,省时、省力、省事。高考的公平与效率始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从下列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从招生考试理论分析,公平优先,效率让位。主考者较注重效率,应试者较关心公平。考试制度设计者最初一般注重考试的效度、效率,考虑的是如何更有效地选拔真才,而应试者关心的则是考试竞争的公平性和录取程序的公正性。 从古今选拔考试的情况分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主导的做法,也是解决公平与效率矛盾较为可行的良策。如,科举考试,唐朝后期“解额”,明朝的“南北卷制度”,清朝的“分省定额录取制”,我国现行高考的分省定额录取,等等。 从选才的战略意义分析,效率与公平,应兼容并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能顾此失彼。没有公平的效率,是应当摒弃的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则是难以实现的公平。 我国现行的高考,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考试科目设置既不能繁琐又不能太少、考试内容的能力与知识、主观题与客观题结合、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统考招生与学校自主招生结合、网上阅卷网上录取科技手段与强化招考人员廉洁从招秉公执考服务宗旨相结合,等等,都是在把握着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点。我们知道,提高效率、维护公平是人类进步的两大动力。“一部中国的考试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人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历史。”[8]

五、统一考试与选拔专才 高考自1977年恢复至今,已走过30余载的历程。在人们为之歌功颂德之际,也时常出现众所周知的诟病之音。“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要害就是统一,强调一刀切。这种统一泯灭人生中最有创造性年华的发展,让富有想象力的学生沉湎于死记硬背和冗长繁琐的揣摩求证之中。统考制的影响在本质上与科举制十三经并无大异。”“统考制度使中国教育死水一潭,是直接扼杀人才、泯灭民族创造力的罪魁祸首”。[9]这些较早期的对高考的质疑,正是从一个侧面道出了高考最大的好处是公平择优,不足之处是无法测出个性独特及具有某些方面特别专长的人才。我们应该承认,高考,作为一种“公平尺度”,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千万个性差异的考生,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抑考生的个性和求异思维,这是大规模统一考试的局限。公平客观与选拔专才往往成为两难选择。一千多年来的中国考试史表明,要么追求公平客观却可能遗漏某些特殊人才,要么注重选拔专才却可能出现录取不公平的现象,在这两者之间,绝大多数考生和家长宁愿选择前者,选择平等的竞争。在中国,创造性人才培养滞后性、压抑性和局限性,不能总归咎高考,是有高考之外的原因。竞争性考试注重普通学识而非专门科目,这样有利于公平比较。若考试科目或考试类别分得太多太细,“个性”太强,甚至于难以跨组、跨类录取,则体现不了高考升学机会均等的公平原则。目前,我国现行的高考仅分文理艺体科类、考试科目绝大部分省市设置3+X(3+综合),得到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赞同,也是对解决统一考试与选拔专才的矛盾制衡点的认同。进一步完善保送生招生、院校自主招生、专业统一考试等互补性、链条式内涵的我国高考制度,仍是解决统一考试与选拔专才的矛盾良策。

六、一次性考试与多次性考试 高考的权威性在于“统一、公平”。从考试理论上讲,进行多次统考来决定录取,是一种较为完美的方案,一方面可以提高考试本身的效度、信度,克服“一考定终身”现象,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学生的应选机会,舒缓身心压力。但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从2000年开始,北京、上海、安徽曾经每年增加一次春季高考,由于人们心目中的名牌高校不愿投放指标录取,均是一些高职之类的院校参加录取,最终以“劳民伤财”、“报考人数少于招生计划”的尴尬局面而销声匿迹。正是:没有一次高考大家惧怕,有了多次高考大家更加惧怕。2002年,广西实行本、专科高考在时间和试卷上的彻底分离,本科考完后再考专科。当年7月本科高考结束后,9月,9万名学生投入了专科高考,其中不少考生是一年之内两次高考。这项旨在改变“一张试卷从北大清华考到高职高专”、给考生和家长更多选择的分层考试改革,得到了学界高度评价,却在实践中遭遇阻止。2003年广西两会和11名政协委员提案要求取消这项改革。他们在参考了不少群众“意见”后,开列了两次高考增加考生备考负担和心理压力等“劳民伤财”的五大罪状。此呼声和压力远比当时要求实行两次高考的呼声来得更大,于是,2003年“两次高考”模式调整,本、专科高考采用了套题方式,必考科目同时同题考,选考科目不同试卷不同时间考;2004年再次进行调整,本、专科所有科目考试同时同题考,但标准分分开转化;2005年,本、专科统考合一,使用统一分数录取。至此,广西高考全面“复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我曾经建议将高中三年每学期期末考试变为各地区的统一考试,由各省市地区统一命题、统一评分,其成绩比例占大学的50%。也就是说,学生能否上大学,不再取决于一次高考,而是取决于7次考试成绩,就是加上平时3年的成绩。这个建议一提出就遇到不少反对意见。有人说,一次高考已经够让中学生痛苦了,把它改成7次,就相当于把‘斩首’变‘凌迟’”。[10]

七、统一性与多样性 “要逐步建立起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政府宏观指导、调控,高校自主招生、自我约束,社会有效监督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11]我国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内涵,除了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为主以外,从录取形式讲,还有保送生录取、自主招生录取,从命题的方式来讲,有全国命题和分省自主命题,从考试科目分类来讲,有文化统考和专业统考(体育专业、艺术专业),从录取区域讲,有全国统一录取和分省定额录取,等等。多样性,有利于选拔专才、实施素质教育、融合民族团结,但如果没有把握一个“度”,就会滋生新的不公平,产生新的“危险”。如,保送生选送条件有一条,“全省优秀学生”,结果某一地区的优秀学生全部是在职高干子女。现在,有的省就把这一条取消,规定只有奥赛获奖者才有资格保送,高校还要进行测试。保送生招生和高校自主招生,不仅要有总量控制,还要规定参加全国统考或分数优惠限制,否则,有失公平。分省自主命题虽然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实施,但这样又出现全国各省自主命题的质量、所花销的经费、投入的人力、保密风险等等问题。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有利有弊,对立统一,关键取决于是否真正体现高考的效度、信度原则,是否真正维护高考的公正公平。

八、统一考试与品行考察 根据国家有关招生规定,高考考生在品行方面的要求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同时规定,“因触犯刑律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不准报考。毋庸置疑,高考制度的精髓就是,根据考生的文化统考成绩,依据品行、身体测验的情况,择优录取。品行,即品质和道德及其表现的行为。品行考察与文化统考的矛盾,在高考中的体现,就是一个权衡、把握轻重的关系。文化的高低,依赖“考”,品行的好坏,依赖“察”。考试的局限,恰好是考察的长处。“文革”期间,高考统考中断11年,仅凭所谓的“品行”、推荐上大学,没有文化要求,这是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1977年,邓小平主持恢复高考并作出了一系列的英明决策,“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2]不过,高考也并非全无德育因素,考生通过高考所表现的差距,不仅仅是知识与能力的差距,高考竞争中所表现的竞争态度、毅力、勇气、决心以及对父母、家庭、老师、学校、国家、社会的知恩图报的人生观和责任感,等等,都是品行的范畴。因此,高考选才并非单纯的智育。[13]纵览中国考试史,才学与品行,既有分离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具有统一的一面,因为,考试的成绩提高,不仅是学习的升华,也是人生价值观的升华。在重视人情与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只能以统一考试来解脱人情困扰。 九、招办监督与院校自主 考试和录取是高考制度的两个关键而又重要的环节。各级高招办,是高考工作的服务和管理机构。招办的管理职能,更加倚重“统一”,有统一,才有比较,力求公平。如,统一文化考试、统一专业考试、统一划定最低控制分数线,等等。高等院校,为求办学特色,力求特殊的人才,争取扩大招生自主权。两者的目的宗旨,都是为了高素质的人才培养,但所处的职能功效,各所不异,处两难之地。我国地广人多、经济欠发达、民众不富裕、穷国办大教育等是基本的国情。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高等院校单独招生或无限扩大自主权,在“重视教育、读书至上,依托人情、好走关系,诚信缺失、防范作弊的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可能实施起来步履维艰。2006年4月,复旦大学进行所谓的“面试招生”, 仅面向上海市招300名,从10000多名符合条件的考生当中筛选出5828名参加笔试,又从1185名通过笔试的考生中,最后面试确定298名正式录取,所付出的艰辛,令人感叹!如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实行单独招生,扩大自主权,全国几十万考生参考,学校实在难以招架。当然,招办的监督和服务,更要有助于高校的选才,做到廉洁从招、秉公执考、甘为人梯、无私奉献。只有招办监督与院校自主、招办服务与院校录取,达到完美的结合,才使我国高考制度更加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刘海峰.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J].探索与争鸣,1995,(8):41-43. [2]肖雪慧.最刺眼的不公正[J].社会科学论坛,2001,(11):43-45. [3]余玮.高考改革先锋周洪宇[N].北京晚报,2008-08-31(28). [4][8][11]刘海峰.高考改革的理论思考[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汪金元.高考与素质教育关系探析[J].江西教育,2008,(7.8):48-50. [6]戴家干.制度创新是高考改革的关键[N].中国教育报,2007-11-14. [7]国家教委考试中心.美日法人才选拔与考试方法[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94.59. [9]冯增俊.全国统一高考制度与中华民族创新精神[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2001,(04):26-31. [10]朱清时.高考弊端为何看着刺眼医治难[N].中国青年报,2007-06-27. [12]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66-67. [13]杨学为.莫把高考当作单纯的智育[J].求是,1996,(22).

责任编辑:肖第郁

Overview on Dilemmas of Reformation in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Wang Jin-yuan Wang Long (Shangrao Recruitment and Examination Council, Shangrao, Jiangxi 334000) (Oversea Chinese College,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NCEE) is a nationwide examination that is in the largest scale among all exams in China. In all people’s respects, NCEE should not only be fairness and justness, but also be much more accurate in picking up outstanding candidates as they anticipated so. Although the improvement in NCEE is extensively and intensely suppor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it is still confined by some difficulties and influenced by some dilemmas. The reformation of NCEE, which tends to ideal, is a gradual process for us. Key words: reformation of NCEE; dilemma; balance; fairness and jus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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