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多年父子成兄弟》

父亲给我做这盏灯总要花上很多工夫。就说做灯罩，总要捡回五六个瓶子才能做成一个。尽管如此，除夕夜父亲总能让我提上一盏称心如意的灯。没有月亮的除夕夜，这灯就是月亮了。我提着灯，怀揣一盒火柴东家走西家串，每到一家都将灯吹灭，听人家夸几句这灯有多好，然后再心满意足地点燃蜡烛去另一家。每每转回到家里时，蜡烛烧得只剩下一汪油了。那时父亲会笑吟吟地问：“把那些光全折腾没了吧？”

“全给丢在路上了。”我说，“剩下最亮的光赶紧提回家来了。”父亲笑着说：“还真顾家啊。”便去看那汪蜡烛油上斜着的一束蓬勃芬芳的光。父亲说过年要里里外外都是光明的，所以不仅我手中有灯，院子里也是有灯的。高高挂起的是红灯，灯笼穗长长的，风一吹，刷刷响。低处的是冰灯，放在大门口的木墩上。无论是高出屋脊的红灯，还是安闲地坐在低处的冰灯，都让人觉得温暖。但不管它们多么动人，也不如父亲送给我的灯美丽。因为有了年，就觉得日子是有盼头的。因为有了父亲，年也就显得有声有色，而如果又有了父亲送我的灯，年则妖娆迷人了。

——迟子建《那盏叫父亲的灯》

父亲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感觉灵敏，想象力很强，而且十分幽默。在长老会牧师群中，父亲以超进步而知名，当年厦门没有几个小伙子听说过圣约翰大学，他却送孩子到上海接受英文教育。他身材短小精壮，前额突出，配上匀称的下巴和弯曲的胡子。就我记忆所及，我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最特别的是他在同辈牧师面前的悠然笑貌。他对子女很和气，但是尽量维持老父母的威严，却也不时说个笑话给我们听，或者把一碟菜推到母亲面前，间或夹夹菜给她。

——林语堂《童年》